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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从合法性原则的角度看，李某此举难言合法。

四、作为宪法监督与解释机关 解释宪法，监督宪法的实施，是1982年宪法授予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另一项职权。这些都表明两机关在组织上不具有一体性。

譬如，全国人大常委会依据宪法对法律法规进行合宪性审查，这当然属于宪法监督的范畴，但这也属于宪法实施的范畴。从两种监督权各自的理论基础来看，监督工作的职权以民主集中制为理论基础，更具体地说，是以全国人大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对其他国家机关享有的绝对优先地位，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全国人大的常设机关所具有的相对优先地位为基础。全国人大基于其政治地位，可以对其他国家机关实施宪法的情况进行政治控制型监督，这是1982年宪法第62条第2项所规定的宪法监督权的要旨。1982年宪法第67条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解释宪法，监督宪法的实施，清晰地将解释宪法与宪法监督关联起来。在权力光谱中，政治性的一端对应于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常设机关这一身份。

功能从属关系主要体现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组织性职权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宪法地位并非一次性确立，而是在制度变迁中逐步形成的。他们或者从举证责任的一般原理出发明确提出不应当实行过错推定原则。

相较而言，即使是最新修订的《行政处罚法》也未明确规定应受行政处罚行为的构成体系，遑论阶层论与要件论的选择。[3]自创说主张应当自行归纳应受行政处罚行为的构成要件。截至2021年5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公布的26则行政处罚案件中，除了3则未涉及应受行政处罚行为的构成，其他23则均循此思路。1991年，我国台湾地区司法院大法官会议释字第275号主张人民违反法律上义务而应受行政处罚之行为，法律无特别规定时，虽不以故意为必要，仍须以过失为其责任条件，故改采责任主义。

质量区别说虽可解决某些问题，却无可避免仍须同时承受两说之缺失。另一方面，也是更为本质的原因，从客观归责到责任主义是制裁制度发展的必然。

相较而言，为行政处罚规范所保护的法益——行政法益——是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属于超个人法益。[35]责任主义的确立关系着惩罚功能的实现，而并不是微不足道的。基于法秩序统一原理，民法与刑法中的违法性阻却事由固然可为应受行政处罚行为所援引，但这是否意味着相关事由的判断标准相同？当前观点不一，或者将之与刑法、民法中相应的违法性阻却事由做同义判断，[31]或进行区别认定。参见杨小君：《行政处罚研究》，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152-177页。

现行《行政处罚法》中并未包含如德国《违反秩序罚法》第1条第1款所规定的构成要件体系。第二，法益保护原则与比例原则存在重合与相通之处。对具备违法性阻却事由的应受行政处罚行为，应当与犯罪行为之判断做出相同或类似的处理，否则，相应的禁止性或命令性规范将有悖常理，公民在行动时也会无所适从，这无益于行政法益的保护，更无助于整体法秩序的维护。[7]那么，应受行政处罚行为之构成与犯罪之构成是否存在同一性，使得犯罪论体系得以被参照？参照犯罪论体系判断违反秩序行为是德国《违反秩序罚法》第1条第1款的言中之意。

民法中常见的违法性阻却事由包括不可抗力、正当防卫、紧急避险、自助行为、自救行为、受害人故意和受害人同意等。基于法秩序统一原理，可援引刑法和民法中的违法性阻却事由判定应受行政处罚行为的违法性要件，但在认定各个违法性阻却事由时应进行个别化法益权衡。

而对处于中间地带的应受行政处罚行为，可比照与之相对的犯罪构成，但要注意行为次数、手段样态、对象个数、结果多少和轻重等因素的不同。为此，适用于广义不法行为的构成要件应当包含而不排斥犯罪论体系。

廖义男主编：《行政罚法》，元照出版社2008年版，第85页。不同相对人的举证能力确有参差，但是由于过失与行为人自身紧密相关，举证能力的差距在有无履行注意义务的证明上体现得并不明显，因此，推定过错也并不有违公平。诚如刑法通过罪刑法定原则、法益保护原则和责任主义确立了如上宪法原则及理念，行政处罚立法亦通过处罚法定原则、过罚相当原则及责任条款将宪法原则及理念予以具体化。除了特别处罚规范所列的豁免事由，应受行政处罚行为的违法性阻却事由可包含不可抗力、正当防卫、紧急避险、自助行为、自救行为、受害人故意、受害人同意、法令行为、正当义务行为、治疗行为、行政许可和义务冲突等。惩罚作为国家公权力对公民的侵入，并非是任意的。关保英主编：《行政处罚法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0-82页。

参见杨小君：《行政处罚研究》，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152页。因此，法益保护原则通过比例原则建立了与宪法思想的联结。

作者简介：李晴，法学博士，南京大学法学院助理研究员，中国法治现代化研究院特邀研究员。借助教义学框架，而非概括性地考虑，方才有助于对不法行为进行科学处置，也能更好地促进处罚规范的适用。

当由相对人承担证明责任更有助于确保公共利益和保护相对人合法权益时，证明责任可以倒置。徐继敏主编：《行政处罚法的理论与实务》，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71-72页。

法益保护原则指向刑法的任务，即保护现实社会中重要的并且是最基本的价值或法益。[28]参见汪永清主编：《行政处罚运作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74页。一方面，阶层论用于应受行政处罚行为之构成后，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和有责性逐次对应处罚法定、过罚相当和责任主义，是贯彻法律保留、比例原则和人格尊严等宪法理念的具体体现，本源上有助于更好地保障公民权利。参见孙秋楠：《受行政处罚行为的构成要件》，载《中国法学》1992年第6期，第47-48页。

参见熊樟林：《应受行政处罚行为模型论》，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21年第5期，第70-72页。现行《行政处罚法》第4条明确规定了处罚法定原则，是对法律保留原则的具体化。

当特别处罚规范明确规定危害结果作为构成要件时，需要判断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只是与犯罪行为不同，当前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我国应受行政处罚行为的构成均无章法可循。

从责任主义即可导出有责性要件。应受行政处罚行为的违法性阶层具有正当性，但该阶层应当囊括哪些违法性阻却事由呢？特别行政处罚条款中蕴含着违法性阻却事由的解释空间。

比例原则是评价公权力行为正当与否的重要准则，包括适当性、必要性和狭义比例原则三个子原则。[32]违法阻却判断的本质是法益权衡从原理上分析，中国行政法学学术体系的内在结构性元素可分为实定法体系、理论体系和方法体系三部分。第三，以法律责任为支点的行政救济法体系。

通过运用法理思维方式，可以对行政立法、执法、司法实践中的法律、法治元素综合融入法理的原则、价值和精神，进而上升为行政法学理论体系，推进中国行政法学学术体系学术品质提升。《行政诉讼法》作为中国行政法学发展的基点，在中国行政法学建构中发挥了统摄性影响，带动了中国行政法学学术体系的基本确立。

围绕该论题，我国行政法学界已展开研究，但既有成果表明，中国行政法学尚未完成学术体系的建构，更遑论对其内部构造及其原理展开系统研究。例如，效益元素对应高效便民原则和服务型政府，秩序元素回应行政法定和管制型政府，如将两种元素混淆或者分离，则存在严重的法治风险。

这其实表明我国法院也在参与立法实践，以此确立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质的依法行政原则和制度，如职权法定、诚信平等、公正公开、行政效能、行政应急等，极大推动我国行政实定法体系和行政法学理论体系的发展。作为实现1982年宪法关于公民权利保障的基本法律，《行政诉讼法》的出台，从行政法规范体系的下游填补了行政救济制度的空白，构建起一套有别于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的行政诉讼裁判规范体系，开始逐步消除行政法规范极度有限且乏力的缺陷。